梁家的家风是“宽放”，全然信任孩子、尊重孩子，让孩子去走自己的路。
不贪
祖父一直对我们讲，人不能贪。
“不贪”是很高的要求。比如我堂哥钦东通宵夜读，按理说读书是好事，但祖父说，这也是不可取的，也是“贪”。祖父自己吃得非常清淡，每餐七分饱。有一次，祖父一个人带4个孩子出去玩，当时我最小，只有4岁，最长的11岁。下馆子吃饭，祖父给我们4个孩子总共就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小孩得病都是吃饱了撑的。七分饱，吃得慢，有节制才好。美食当前，同样“不贪”。
枕着梁启超丛书睡觉
在孙辈之中，祖父给我题的字最多。有录自诸葛亮的，有取自《易经》的，有出自《孟子》的，可我最喜爱的是这句话：“我愿你成为有思想且又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这句话出自祖父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这句话也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祖父幼时受他父亲梁济影响很深。此外还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彭翼仲，他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报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彼时梁启超已经流亡日本，但他的丛书合订本从海外流入。祖父非常喜欢读，买了有五六百万字之巨，爱不释手，每晚都枕着梁启超的丛书睡觉。
祖父是在顺天中学堂读的中学，那所学校也有洋讲师。可以说，20岁之前，祖父没有接触过“四书五经”。但祖父说，从十四五岁起，他就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贯穿了祖父的一生。
宽放
祖父对孩子的教育，我想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宽放。他从不强加干涉孙辈的决定，而是让我们自己去看，自己选择。
我从小和祖父在一起生活。祖父一直吃素，所以口味非常清淡，而我老是嫌味道太淡，往菜里倒酱油。祖父当时看着我，没说什么。直到有一天，他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上海某家出版社出的书，书还折了角。祖父翻到折角的地方给我看，在那一页他还用红铅笔将题目勾勒出来，标题我至今都记得：《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
他不仅对我如此，对父亲也是如此。據说我父亲在读小学时，考过人生唯一的一次不及格。成绩单寄到家里后，祖父看了看，一个字都没说，就把成绩单交还给父亲。我父亲就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之后，父亲好好复习补考，考了很高的分数，而那一门后来竟成为父亲学得最好的一门。父亲也从此再没有考过不及格。
“主动瞎撞”，这是祖父描述曾祖父放任他的原话，提倡让人在试错中成长。对我、我父亲、我叔叔，祖父从来不强求，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父亲考了好几所大学，不想上了就换一所，祖父也从没说过什么。
你喜欢就好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迪斯科传到中国，它强烈的节奏、自由奔放的舞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也不例外，花了10元钱报了一个学习班。当时10元是很贵的，我出了血本。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来到祖父家。祖父午休过后，正在客厅里踱步。我放下书包，来到祖父面前，给他演练我新学的迪斯科。我伸臂蹬腿，左摇右摆，臀部剧烈扭动。
舞毕，我便问祖父：“爷爷，喜欢吗？”其实我内心知道，祖父对我们这些小孩的玩意儿不会感兴趣，但我还是想从他口中知道他对我们年轻人行为的看法。那个场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祖父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用左手扶了一下眼镜，对我莞尔一笑，说了句“你喜欢就好”，随后踱步而去。
祖父的回答令我很意外。因为在那个年代，与我父辈、祖辈年纪相近的大人，对我们年轻人喜欢这种舞蹈颇多非议，无法接受甚至厌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而当时，祖父已经93岁了，却依然很开明。他懂得，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的喜好，即使不理解、看不懂，也要互相尊重。
有一回，祖父买了一本小册子。他把书皮包好，在封面写上书名“青春期卫生”，拿来给我哥哥、堂哥读。祖父很细心，特地在书里写了一张小纸条：“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的注意上选择，不必挨次序读。随着遍数增加，慢慢就通畅了。”祖父还特别注明，先给我哥读，堂哥后读。这是他教育孩子的体贴之处。
一生很少生气
祖父是在我24岁时去世的。在我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我从未见过他生气或发脾气。有人问我，梁漱溟活到如此高龄，有什么长寿秘诀。我觉得和祖父自身的修养有关，其中不生气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文革”时，家里梁启超、蔡元培的信，齐白石的画等，或被充公，或被付之一炬，面对这些，祖父从不动怒。我曾充满好奇地问祖父：“爷爷，当时您生气吗？”祖父回答：“不生气。”如此简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立刻追问：“为什么？”祖父略带笑意地答道：“他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呀。”寥寥数语，显示出祖父在面对人生坎坷时，态度是如此平和宽容。他把所学的道理真正融化在自己的生命里，不迁怒、不贰过，真心宽恕这些孩子。“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这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8年5月，祖父临终前一个月，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对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对于生死，祖父看得很明白。他去世前几天曾亲口和我父亲说道：“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他认为自己寿数已尽，别无所求，只愿平静地接受。“我很累，我要休息”，这句话是祖父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祖父晚年时曾对我说，他不是一个甘于坐而论道的人，他需要行动。他谈道：“不要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就说我是一个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就好了。”祖父后来放弃北大教职，就是为了改造中国教育。他最终落脚山东做乡村建设，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基层的东西还在乡村，需要靠对乡村的改造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祖父一直是位教育实践者，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这些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