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在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下，有位老者注视着东北方向，一遍遍呼喊：“茅山迎我！茅山迎我！”不久，老人遽然长逝，享年85岁。这位老人就是早年曾在句容做过县令的徐九思（也叫徐九经）。
徐九思在嘉靖四年乡试中举，历仕明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时间过去400多年，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揣想老人离去时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我相信，徐九思一定没有忘记初次出仕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定没有忘记他亲口对句容人说的“徐氏三字经”。
说起“徐氏三字经”，还真有个来历。嘉靖二十四年，已在句容做了九年县令的徐九思升任工部营缮司主事。乡亲们得知他要离开句容，依依不舍，请求他临走前留下几句训词。徐九思是个动情的人，不忍拂了乡亲们的美意，挥泪对大家说：“我没有什么训词，只是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记住三个字：勤、俭、忍。能勤，一定不会衰败；能俭，就不可能浪费；能忍，则会变得谦让宽容，可以避免无谓的争斗。”
徐九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十分勤政。明朝中期，土地兼并极其严重，豪绅地主勾结官府，将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转嫁给穷苦人。徐九思刚刚做上句容县令，即着手整顿赋税乱象。他首先了解民户贫富、离道路的远近，制定了富者近者多役，穷者远者少役的政策。接着，他又按照赋粮区域、土地优劣核算亩税，并编制成册，公示于众，使田赋的交纳有章可循。任都水司郎中时，他受命主持张秋河水利工程。最初明政府治水只想着保证漕运供应，漕河、盐河相隔很近，却没有打通，“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徐九思多次实地考察，将两河打通，并在沙湾建起减水桥。当洪水上涨时，将水导流入海；当河水减省时，则截住河流，抬高水位，以便使农田及时得到灌溉。因为减水桥设计科学，直到清初，它依然发挥着作用。
徐九思特别节俭。平时极少吃肉，一般都是以蔬菜佐糙米饭。为了告诫下属廉洁为官，他在县衙前立一堵石屏，屏面上刻画一丛青菜，上面题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做句容县令时，朝廷规定地方粮薄上有一笔可供地方官开支的例金，当地一些官员用他接待上官、联络同僚，以求日后升迁，但徐九思分文不取。后来干脆取消了这笔开支。
徐九思的忍则是告诫自己甘于清贫，不争名利。他在四朝为官，一直是个中下层官吏，从来没有想过攀谁的高枝，傍谁的大腿。
徐九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倡一个人看淡得失，却不主张在关系民众利益时做缩头乌龟。遇上不合理的事，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千方百计加以改变。他做句容县令刚刚三天即开始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当场将一名偷盖官印的县吏抓获，并当着全体县吏的面公审，第一时间宣布该县吏的罪状，依法惩处。同僚们纷纷为县吏求情，但徐九思没有答应，此举使句容官风为之一变。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句容连年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政府规定，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交。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的灾民无钱购粮，如果平价售粮，最后购得粮食的一定是有钱人家，而有钱人家购了又会囤积居奇，进一步加剧粮食的紧张，这样的赈灾等于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他采取了变通办法：将赈钱的一部分按市价出售，把所得的相当于平价粮的钱款上缴国库，其余粮食则用来施粥，救助灾民，许多饥民因此得救。徐九思也特别重视司法公正。他上任前，句容冤案很多，为了防止出现新的错案，他审理案件时，“必命其人与亲识皆往”的措施，让老百姓监督司法过程。后代的人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其中两句话给人留下了极深印象：“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未必是徐九思说的，却很符合他一生的为人。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在人前说豪言壮语的人，真正缺的是像徐九思一样，在人后将某种崇高理念视之为内心的“宪法”，用整整一生去坚守的人。或许正是因为稀缺，他们也就格外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