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水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冰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从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通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无政府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台北火车站。一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300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任？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子，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被人潮淹没。
5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花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瘦得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据估计这次水灾中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一面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拈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过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元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我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端起半杯已凉的咖啡，我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动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后，它就改变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了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打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还是屠杀、是拥体制还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商业包装的物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反感了。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国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尔德族的确在遭受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埃塞俄比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一架喷气式飞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画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树枝丫上一片粉白的花，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太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太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她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钱……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太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500马克，汇入救济苏联人过冬的特别账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太会囤积40公斤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40公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结了薄冰的小路去汇500马克……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的碟里，“一定要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在客厅里。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去过苏联，可是，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900多天，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不知道她的500马克会落在谁的手里；她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给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20岁，在一个小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回忆，眼里流过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我窗前放个南瓜、几颗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太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一个结婚纪念的什么东西她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强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