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的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种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已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人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的“游牧者”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性的文学“游牧部落”。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中国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进入主流。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
在海外生活、学习了八年，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次要的。汉学界外的文学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无知的。这当然与翻译者们有很大关系，甚至也可以归结到我们汉文字的特性。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中国语言是视觉的，而其他所有语言都是听觉的。因此中国语言文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汉字的意象性造成审美对象视觉上的快感其实是最强烈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文字本身给人的意象是极其图像的）。中国文字的特别属性使我们在把中国文字传导给世界时有着巨大困难。尽管我们描写的生活经验是世界认识的，我们语言却不能通过翻译得到理想的全球性流通。我们语言中所含的情感与思想，中文本身具有的无限丰富的表达，都成了无法变通，因此无法产生能量的电流。每每想到此，我总感到我们这个文学游牧民族面临的挑战非常大。
这挑战包括寻找到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寻找到能够全世界流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后者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环境中，我们在聆听和阅读别种语言的过程中，应更有意识地体验别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描述方式，从而在华文中寻找出最精确、最令人心领神会的表述语言。一旦找到或创作出这样的中国文学语言，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大量的中国文字之美丽、之含蓄、之生命。
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普及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仍有巨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国语言的求索、锤炼，都在催化它的成熟。大众的语言是不断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断被其他语言影响、浸润，但大众语言的进化是自然所至，是无意识的，而文学工作者们，如我们这样用祖传文字来创造当代语言之艺术的人，对中国语言的开掘与更新，则应是有意识的。
晋末的苻坚，在大军被谢安击退后，后裔们渐渐流亡到藏、羌交杂之地。他们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诗使他们在游牧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变得无形却无限。那歌唱对其他民族久远的感染，以及对自己文化基因的遗传，使之成为不灭的生命。那毕竟是太古老太悲伤的游牧形式。我们在祖国海岸线之外拥有了土地和天空，我们以自己的文字写着自己的往事与今事，写着梦想与现实，文学便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