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将自己在上海某棚户区当教师的经历，写成小说《穷街》，很快被改编成电视剧，拍摄场地就在“穷街”实景。
人说都市里的村庄，“穷街”就是大上海版图上的一个“村庄”：窄窄的“弹格路”（碎石嵌在泥地上铺成）已被几代人的脚底磨得溜光的滑，碎石之间的泥地绽着青苔，那是“穷街”上唯一的“绿化”。
街面两侧挤满由棚户翻造的简易住房：一伸手可触得到二楼阳台底部，最窄的街面，房子间隔，支不开一顶雨伞。
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那次参加一次有关旧城改造研讨会后，重访“穷街”，还是那窄窄的湿漉漉滑腻腻的“弹格路”，已是傍晚时分，那蚕食到路面的各家自建厨房内弥漫出阵阵煎鱼烧菜的香味。曾几何时，我们生活的小区内似已闻不到厨房香……这里家家都是门户洞开，热心的“穷街”住户们将我们一行领到20多年前拍电视的那一家，屋里陈设，竟与当年一样：三五牌座钟、缝纫机、墙上嵌在镜框里的如小豆腐干一样的一张张黑白照片。这户平凡的蚁民之家，最传奇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当年《穷街》摄制组入住他们家，来了好多大明星……
不觉间，家家户户门口摆出晚餐桌子虽时已入秋，他们还是习惯在门口吃饭：炒得碧绿生青的菠菜、炖得烂烂的红烧肉或红烧肘子、装得冒尖的油酱蟹、油氽花生、冰镇啤酒……小日子过得挺滋润挺笃实的。
“这算啥，待晚上11点过后，麻将台收了，就是夜宵时间，家家门口也是这样一桌消夜开出来……不到凌晨不收场。”
“苦了大半辈子，好容易盼来今天的好日子，老两口一个月近三千元的退休工资，在穷街上过过，蛮宽绰了，至少搓搓小麻将抿几口老酒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并不忌讳“穷街”这个字眼，街上仅有的一家烟杂店，店名就叫“穷街”，是一对下岗夫妇开的。说是店铺，不过就是沿街住房底层破墙放只柜台。“穷街”店名，是店主自己直接刷在水泥墙上，字体歪歪斜斜，像小学生写的。小小的店内，无人照料，再一看，一板之隔的后半间即传统的前铺后住昏黄的灯下同样支起一张麻将台，战况正激烈着呢。
“来包牡丹牌香烟。”
里面的店主眼睛不离自己的牌，头也不抬地说：“你自己拿好了。”
来人一掀柜台板走进店里，熟门熟路地从柜台里掏出零钱盒取了零钱又拿了烟，再一掀台板就走……
“穷街”人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穷街”贫瘠的土地也会绽出传奇。“穷街”入口处有一个空置好久的店面，那是当年还住在“穷街”的周正毅开的馄饨店，10年不到他就成为名驰沪港的“上海首富”，然后又急转直下蹲大牢去了。与其说是人生无常，不如说贪心不足蛇吞象，给撑坏了。他发迹前那间铺面一直闲置着无人接，嫌其晦气！
穿行在“穷街”蛛网样延伸开来的陋巷窄路之间，踏着矮小的屋檐内洒向街面的灯光，深切感到这里是那样家常、谦和、亲切……
上海的城建是日新月异的，“穷街”在不断缩小，原址造起每平方米2万上下的新楼盘，仅留的这一截，马上也要动迁了。
“想不想住有电梯的高楼？”
“这里住惯了，开支又省。搬到新高层，这个费那个费，怕两人的退休金不够开支……反正，一切听居委会的……”
居委会是“穷街”人唯一能接触到的政府机构尽管居委会还进不了政府行政机关的编制。但“穷街”人遇到困难，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心理医师也不是律师，就是找居委会。
他们习惯视居委会为自己的守护神，事实也如此，居委会就是在为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锱铢必计的商业社会，人的心理防护显得如此苍白脆弱不堪一击，因此自杀、精神崩溃、忧郁症等时有听闻，相比之下，“穷街”上的日子却是踏踏实实，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没有坚实的自我认知与平和心态，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
当今是个推崇精英的时代，对精英的划分往往用金钱来衡量。从这个角度讲，“穷街”上或许是没有精英的，但从“穷街”人淡泊从容自足的生活态度来看，不攀比不自卑，那源自农业社会守望相助的情怀，应该也属于一种已流失的精英精神吧！
随遇而安，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守着日子，有人或会将此归属为国民的“劣根性”，可我恰认为这是我们传统的人文精华。
想起下乡时认识的一种名叫车前草的植物。车前草多生长在车道的两条车轮中间。大约是受车子底部高度的限制，车前草都是贴地而生，不怕践踏，天生天养，生机机然。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穷街”终有一天会从大上海版图上消失，那曾经弥散在内里的简单的欢乐也会随之消失。但愿这种许多人不屑的生活态度，能随着“穷街”人的迁移，继续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