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刚开学,移民加拿大的老余和移民美国的陆太太,说起这几年带孩子回国读小学的事,感觉就像打了一场仗。
就像一个围城,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进来。到2011年,Edmond回来读了五年小学,媛媛读了三年小学。国内的基础教育让老余和陆太太又恨又爱。无论如何,小学一毕业,他们又都要把孩子再带出去。
美国:不提倡孩子学那么多东西
2008年夏天,陆太太的女儿媛媛在美国读完了一年级,但陆太太开始觉得不满。
陆太太1986年移民美国,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小镇上,亚裔家庭不多,大部分美国父母都对年幼儿女的教育没什么计划,只是放任他们玩儿,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级时才开始接触学习。
陆太太成长于严格的中式家庭教育,就像今年被热炒的“虎妈”一样,她理所当然也希望女儿和自己接受大体相同的教育。媛媛自己也对这种方式很喜欢,觉得每天都过得“很有意思”。
等媛媛上了一年级,问题来了。老师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教起可是这些媛媛两岁时就会了,她甚至已经不再看图画书而改成读以字为主的故事书。媛媛一下子觉得一年级的课程没有挑战性,“这个学校怎么这么没意思?”
在陆太太的坚持下,校方还是给媛媛做了一个学习能力测试,结果是:依照美国小学教学大纲标准,媛媛的数学程度已达到四年级下到五年级上的水平;英语程度在三年级下的水平。陆太太希望学校能让媛媛升级,但校方说,媛媛的确属于Gifted(天分高),但是我们不提倡让孩子在小时候学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同意让她跳级。
这让陆太太很气愤和无奈。陆太太对美国小学的不满还有很多,比如,国内的小学老师会规范小学生握笔、坐姿,但美国老师明确告诉陆太太:我们不管这个,小孩自由就好。但在陆太太看来,这造成了很多美国孩子的字“难看得要死”。更糟的是,在美国,家长不能问孩子的成绩,因为这属于隐私。陆太太并不是想通过成绩来管制女儿,但还是想知道女儿的具体学习情况。
陆太太认为,良好的基础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终身。因此,夫妻俩商量后决定:陆太太辞掉工作,带媛媛回到上海老家,边做志愿者,边带孩子上小学。
在成就感与挫折感之间
为了接受正规的中式基础教育,陆太太没有选择使用西式教育的国际学校,而是选了上海一所实验小学,学校对传统的教育方法做了改进,但也保留了传统教育的一些精华。
学校里的教育和陆太太想得一样,从握笔、坐姿等细节开始对孩子的习惯进行规范。
媛媛的作业不多,一般在学校做一部分,回家做一部分。“老师规定回家作业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做完,最多45分钟。”而且老师要求如果到了规定的时间作业还做不完,家长也要让孩子停下来。每次做完功课,媛媛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还源自其他方面。媛媛成了学校的小主持人,学校也利用她流利标准的美式英语,录英语朗读带领同学们跟读,媛媛也经常帮助同学练习口语。为了适应媛媛的学习进度,校方在媛媛的课程上也主动地做了些调整,她跟一年级上语文,数学跟二年级上,英语则上四年级的课。
Edmond却没这么幸运。
进小学的第一天,因为完全听不懂老师说的中文,Edmond哭个不停。一个心理课老师过来安慰他:“你怎么哭啊,你是男子汉!”可是没有用,Edmond也不懂“男子汉”是什么意思,没人这样跟他说过话。
在加拿大,小孩子上课不用规规矩矩地坐着,Edmond也没见过一排排桌椅的教室,因此,最初回国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Edmond常常上上课就走到讲台上去溜达一圈儿。
尽管如此,一年级还算顺利地过去了,期末考试,Edmond还拿了全班第一。
“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
但几年之后,老余承认,他最初低估了国内的应试教育,直到亲身经历后才明白,这套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最大的问题是抄写。Edmond的作业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五遍、十遍,不停地写。Edmond不喜欢枯燥地写相同的字,他喜欢阅读,回国时已经能读《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这样的儿童小说,认识汉字后,Edmond开始读中文书,什么书都爱看。老余和夫人于是帮儿子“做减法”:老师说抄4个,他们只让抄两个。
妈妈后来才明白,因为领导经常要检查,所以老师必须保证全班作业的一致性,不能因为某一个学生会了就不写。
从加拿大回国时,Edmond已经看了上百本英文读物,回国上一年级时,学校还允许他带自己的阅读书到学校,但升到二年级就不允许了。老余只好强化Edmond在家里的英文阅读,他对孩子设定的目标开始下降:从最初的打好基础,变成只把中文和数学学好就OK。
到了三年级,老余家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小升初”的迫近改变了整个学习气氛:作业越来越多,Edmond每晚要写到10时、11时。老余不断给Edmond减压,告诉他不必做完所有作业,但Edmond却不愿意,“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
其实,Edmond对数学最感兴趣。小时候,他看数学会看得笑出来,学会阅读后,Edmond经常自己研究书里的问题,上到二年级时,Edmond已经自学了六年级的分数加减法,现在,Edmond已经开始能看大学生看的概率论了。
老余从儿子身上发现,孩子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老师最要紧的任务,是告诉孩子到哪里去学习,在哪里寻找知识。“我们全部的教学都是在扼杀孩子的兴趣,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
最让老余一家无法接受的,是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有一天,Edmond怒气冲冲地回到家,原来一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一个同学的作业撕了,只因为那个同学写错了一个答案。在老余和余太太看来,老师还经常对孩子颐指气使,成绩不好,就会受到歧视,老余深切地感觉这些孩子“很可怜”,而他认为教育是平等教育,孩子能够得到欢乐。余太太说,她甚至想写篇文章:《加拿大的校长是什么样的》。
读完三年级,Edmond“一秒都不耽误”地转学到了一所国际学校。说到这里,老余攥了一下拳头,仿佛打了一场胜仗地说,“我挽救了Edmond。”
在国际小学,没有全国统考,没有小升初,作业一下子就减轻了,Edmond多了很多阅读的时间。老余也开始带孩子出外游玩儿,增加更多的体育锻炼。
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英语、数学、语文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学校鼓励孩子,可以单科跳级。今年9月份开学,Edmond应该上五年级,但他自己报名参加跳级考试,获得了直接读六年级的机会。
但老余也发现了国际学校的问题。国内的国际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但又与西方的贵族学校完全不同。“西方的贵族学校是培养贵族,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国内的贵族学校是伺候贵族,老师几乎不敢管孩子。”
最终还是要出国
除了教育上的反差,老余和陆太太也都发现孩子气质行为上的变化。
“刚回来时更有礼貌一点。”老余说,Edmond以前不小心碰到谁都会说“对不起”,现在经常想不起来说。Edmond4岁时回北京的第一天,还没有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去捡门口的垃圾,但“现在再也不这样了”。
回国一年后,媛媛中文进步很大,不仅能聊天,还能用中文写日记。她希望爸爸来中国时,可以去机场接爸爸,并当翻译,因为“路标上的中文我全都认识”。
从这个角度说,陆太太很欣慰。她很庆幸能在女儿像海绵一样最能吸水的年龄,把基础打好。
但在另一方面,媛媛开始变得叽叽喳喳,说话调门很高,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样子。陆太太觉得她“有些好习惯都没了”。比如,原来打喷嚏一定是用胳膊挡住嘴巴不能用手,会因为摸东西造成细菌传染。但现在打喷嚏,媛媛不再这么做了。“请”“谢谢”也很少说,跟别人说话总是“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走进电梯,也不再用“早”“你好”和邻居打招呼。陆太太有些担心,但她也认为“在美国,可能也会学到别的坏习惯”,关键在于家长的引导。
媛媛现在中文读二年级,英语读五年级,陆太太觉得最晚四年级后必须要回美国。陆太太也已经看出,越向上读,孩子的压力会越大,因为被逼着读书、考试、升学,孩子的知识面会慢慢变狭窄。“美国教育的好处是,四年级以后,学校就开始真正地教了:会教你学习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倡有乐趣地学习。
除此之外,环境和食品安全是陆太太最为担心的问题。她平时很少带女儿出去玩儿,女儿吃的早餐、水果、肉类等也是她从美国大包小包带回来的,以至于她常常觉得自己有些夸张。
老余也决定,Edmond上完小学六年级就回加拿大。在他们看来,国外的教育特点是,“年级越高,学得东西越多,主要是学东西的方法不同,他们学习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让余太太印象最深的是,女儿一个四年级同学的一份历史作业,为了讲述一段历史,做了大量的调查,作业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样,有文字、图片,还装订成册。
上六年级的Edmond看上去像个二年级的孩子,他会摆弄着客厅里的象棋和客人大声交流,说他喜欢中文多于英文。漂亮的混血儿媛媛,也表达着对中国和中文学校的喜爱。
对于老余和陆太太来说,他们也渐渐摆脱了在两种教育制度中的摇摆,开始认识到,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教育,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在成长中能够区分和识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未来的很多孩子都会是没有国界的人”,陆太太说,“他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文化,各种模式,没有哪一种绝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