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个黑店,卖教学参考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个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打着红×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天最后一个来学校,第一个走。
那时候山西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大排档,没书报亭。有个红星电影院,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一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它用后脚站着端着干馒头吃。还有几个小混混,电影院门口光秃秃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小时,他们嘴角斜粘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呆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像残次品一样让人恐惧,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这样生活,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我吃饭端着工具书看,遭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我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写得对不对,但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我的朋友。有期节目,沈琬说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个职业可以是这样。原来,传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是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