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天空，他在地面，互相朝对方发起致命攻击。12年后，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理解与感动的泪水。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但是只要一出城，马上就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塞尔维亚乡村，还像多年前一样，随处可见沿着鹅卵石路向前踏行的骡马，以及带着自种果蔬去市场出售的农民。
2011年，我来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克里诺瓦克镇，为的是拜访一位名叫左尔坦·丹尼的面包师。左尔坦的面包店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旧建筑，和他从小居住的房子相邻。一进面包店，我就看到了左尔坦，他戴着面包师帽子，系着围裙，身上沾满面粉，正在一张大桌子上擀面。他面带笑容地走向我，我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也向我还礼，然后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久别重逢的兄弟。可12年前，我们都曾试图杀死对方。
12年前，我作为美军飞行员，在科索沃战争开始的第一周，驾驶一架F-117隐形战机参加了空袭。那是1999年，我的任务是深入敌方战区，轰炸敌方最坚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几个军事目标。那是一次可怕的行动，我竭力想象我的目标都只是些钢铁和水泥，忽略人的痕迹。
执行任务的头三个夜晚，一切顺利，我的目标全部被命中。第四天夜里，我要轰炸的是塞尔维亚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飞行途中，我的飞机始终受着热寻导弹、雷达制导导弹和高射炮的威胁，真可谓进了龙潭虎穴。隐形技术并不能让飞机完全隐藏起来，只能让它的隐蔽性更强一些。即将飞入塞尔维亚领空时，我关了灯，收回天线，关了无线电和收发器关闭了所有会暴露飞机位置的能发出或接收信号的装置。就要越过边境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能听到一声呼叫：“解除任务，你可以返回基地。”但我始终没收到这句无线电呼叫。
我飞进塞尔维亚，击中了目标，开始掉转机头，准备飞回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就在此时，两枚萨姆-3防空导弹朝我的方向飞来，直到导弹穿过了云层，我才发现它们。
导弹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3倍，我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枚导弹飞过来时，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爆炸的冲击力。我知道爆炸会产生一个大火球，闭上眼是为了防止被火焰灼瞎。我感觉到第一枚导弹在飞机右侧一掠而过，机身随之晃了一下。随即，第二枚导弹击中了我的飞机。爆炸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力，一团巨大的闪光伴随着热浪裹住飞机，飞机左翼被炸掉，机身打了一个滚。我的身体从座位上飞起来，那一刻，我想这次是真的完了！
1。5秒后，我拉动弹射手柄并打开了降落伞，然后一边落向地面，一边看着我的那架隐形战机坠毁在一片农田里。我的落地之处离那里有一英里远，塞尔维亚士兵立刻拥向农田搜寻我。我藏在一条灌溉渠里，最近的时候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我在那里隐藏了8个小时，直到一架美国直升机赶到将我救出。
在等待被救援的漫长时间里，我的脑子始终想着那个在地面操纵导弹把我打下来的塞尔维亚军人。我非常想站在他面前，向他说一句：“谢谢你没炸死我。”
12年过去了，我终于有机会亲口对他说出这句话。2006年退役后，我和家人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我作为平民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工作。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塞尔维亚纪录片电影制片人泽利克·米尔科维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问我是否愿意重回一次塞尔维亚，和当年用导弹打下我的人左尔坦·丹尼见个面。
我当然愿意，并且打定主意，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朋友和左尔坦见面。我由衷地想要与左尔坦化敌为友，但我不确定的是，我上一次去塞尔维亚，是为了向那里投炸弹，如今我再去，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左尔坦从塞尔维亚军队中退役，学习了酥点制作技术。制作酥点用的薄面片很不好擀，可看着左尔坦的动作，擀面片也仿佛成了一种艺术。只见他把揉好的一团面摊在桌子上，擀了几下，然后将面抛起来，让其翻转再平摊在桌子上，再擀几下，一块纸一样薄的面片就做好了。
接着，左尔坦给了我一条围裙和一顶厨师帽，让我试试和他一起干。我在揉面和擀面时做得倒还不错，可是抛面时就露怯了，老是把面扯坏。那天我糟蹋了不少面粉，好在左尔坦并不介意，一直安慰我。干活时，我看见他的脸上沾上了面粉，想都没想，就伸出手把它擦了下来。
学完厨艺，我告诉左尔坦，我想看看当年藏身的那块农田。左尔坦开车，泽利克的摄制组跟在我们身后。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曾经藏身8小时的那条灌溉渠，还见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几位农民。我心里所有怕被当作敌人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把我也当成了一位英雄。我驾驶的隐形战机曾经坠落在这里，让这个地方从此出名。
回到左尔坦家，我拿出了带给左尔坦家人的几件礼物，我给孩子们的是几个棒球和棒球手套，给左尔坦的是一个F-117战机模型。当年他亲手打下了一架原型战机，想必会喜欢这个模型。
左尔坦和我开始长谈，他是个非常善良斯文的男人，和我一样有着自己的信仰，挣钱养家，和亲朋好友处得都很好。当然，我们也谈起了“那一天”的事情。
当年，左尔坦43岁，我40岁。他说，他的部下每次用跟踪雷达扫描20秒，就马上关闭雷达并且转移，因为20秒足以让敌人也就是当年的我发现他们的所在地。通常进行两次扫描后，他们就不再尝试，因为那样太危险。但是那天夜里，左尔坦有一种感觉。他进行了第三次扫描，果然发现了目标，他完成了一件从没有人成功做到的事情打下了一架隐形战机。
相处几天后，我向左尔坦告别，我们约定互相保持联系。左尔坦没有失信，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他们一家人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逗留了一星期。泽利克也来了，他拍摄下了左尔坦的美国之旅。这次，左尔坦给我带来了一个萨姆-3防空导弹模型。
“你知道这是什么，对吗？”他说着，朝我咧嘴笑了笑。
我也笑了：“没错，这东西让我永生难忘。”
2012年，我去塞尔维亚参加了泽利克的电影《第二次见面》的首映式，放映结束后，观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女士对我说：“当年，在我们的士兵把你打下来的时候，我欢呼着，和朋友们庆祝胜利。得知你没被导弹炸死时，我们都觉得还不够解气，我们认为你就应该死掉。”观众席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女士接着说，“但是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你，我很高兴你能来到这里，很高兴你当年活了下来！”我一边听着，泪水就一边流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误解，带给我们的是本不该有的伤痛。我在有生之年能认识左尔坦阳光、快乐的一家人，这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下面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文化和种族团体都有机会相见，并且能真正地彼此了解就像左尔坦和我这样怎么可能还会有战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