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里昂火车站的月台上，没有行李，没有名字，没有军人身份牌。一辆从德国开来的战俘车刚刚经过，那是1918年2月1日。
有人在空荡荡的月台上发现游魂似的他，像没人要的包裹，不知从哪里来，也无处投递。他一言不发，显然对过去已无记忆。
他就这样进了疯人院，在反复追问下，他嘴里吐出一个姓：芒然，又吐出一个地址：维希市的一条街。于是他被转到维希市疯人院。但人家去找了。维希没有叫芒然的，也没有这条街。
在一战的末日屠戮中，很多人连惧怕死亡的时间都没有，就数以百万奔赴黄泉：还有不知去向的，几十万尸首难寻；更多的是残废，一个村用两条腿走路的青壮男人所剩无几；最讳莫如深的则是无以数计发了疯的，跨越“界河”远比人们想象的容易。多少无名战士的尸体没人认领，同时几十万家庭不知亲人的归宿。但他非同一般，他是活着的无名战士。究竟什么超出了他的承受力，让他奔逃得连记忆都放弃？
疯人院在报上登照片让人认领，最后只剩下他没被认走。没有人认吗？不是。认的人太多了，失去儿子的母亲、丧失丈夫的女人，都想在他身上找到安慰。残废军人抚恤金，在那个年代，是很多孤寡女人的生存保障。但核对下来，没有一家对得上。
最后剩下50来家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一个漫长的核对过程开始了，医生对他做了各种测试。不说话的他，变成了一连串可供核对的数据。而他躲进那个我们永远没有答案的世界，并不明白外面的喧闹是为了什么。有人要安慰，有人要同情。有人要寻找替代，他什么都不需要，他没有过去。没有记忆的人是水缸里的一滴油，只会飘；是一张白纸，谁都想把自己的故事放上去。
测试的结果，只知道他会写字，其余一无所获。他只是沉默，连目光都已封闭。他成了一个谜。那些不幸的家庭按捺不住，把事情捅到报界，希望借此把他认领回家。这么点生命的残羹，似乎也可以慰藉那些被命运抢夺过的人。疯人院的医生也很固执，他非要揭开谜底：芒然究竟是谁。
就这样，找了13年。1931年4月的一天，一个男人走进疯人院。他叫约瑟夫·蒙茹安，说有个弟弟，叫奥克塔夫·蒙茹安，1891年生，1914年8月15日在战场上失踪，后来从德国战俘营寄来信，最后一封信写于1916年2月6日，此后再无音信。看了他带来的证明材料，医生兴奋了，13年来他接触过那么多要认领的人家，只有这个人最有可能是芒然的亲属。他把芒然领过来，约瑟夫看了看，很失望，这个缄默不语、眼神不再与人交流的男子，不可能是弟弟，他掉头走了。这是要认领的人中惟一不认他的人。而医生偏偏认定这个约瑟夫是芒然的兄弟，战争抚恤金部也查出1918年2月1日的确有个名叫奥克塔夫·蒙茹安的军人从德国回来，而正是那天人们在里昂火车站的一个月台上发现了他。只有这个线索可以找回他的过去，在索要他的生命证据的执著中，人们发了疯似的要给他一个过去。没有存在，只有证明，生命就是这么个薄如纤毫、需要凭据的玩意儿。
医生往约瑟夫家寄了张芒然的照片，蒙茹安一家还是没认出。而此时还有20户人家，一口咬定他是他们在战场上失踪的丈夫、儿子或兄弟。
1933年，医生带他做了一次旅行，领他去约瑟夫的家乡，一个叫圣摩尔的村子。医生说这是最后一试，他要看看芒然会做出什么反应。
芒然走进村子，所有的人都跟在后面不出声。他走到教堂前，居然说了一句话：“钟换了。”其后再无他言。那钟的确换过。接着，他走到一张长椅前坐下来。据约瑟夫说，这张椅子是奥克塔夫小时常坐的。在医生眼里，已经没有疑问，芒然就是奥克塔夫·蒙茹安。
他生命的故事总算浮出水面，他是圣摩尔村一个短工的儿子，当兵前一直在餐馆当侍者。入伍12天他就被俘，一直关在德国战俘营，1916年得了一种“铁丝网综合征”，从此丢失记忆。现在家里还有父亲和哥哥约瑟夫。
但消息传出，最后剩下的那13家与蒙茹安家打起了争夺他的官司。其时，欧洲战云又起，一战的伤痕尚未抚平，各处已经磨刀霍霍。
官司打到1937年，法院总算裁定他就是奥克塔夫·蒙茹安。然而还有3个把他认作儿子的老母亲不服输，她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又15个月过去了。终于在被送进疯人院21年后，他可以回圣摩尔村了。可是，终审判决下来3星期后，他惟一的两个亲人：父亲和哥哥死了。他实在是没什么运气，运气那东西太金贵，轮不到苦命的人。
他在疯人院这21年，世界并未大变。和平的年代只是为下一次战争积蓄更大的能量。1939年，二战打响。他的命运阻止不了人们再度厮杀。那4年，疯人院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正常人都疯了，谁还顾得上他们，半数以上的病人死于饥饿，他是其中之一。1942年9月17日早晨7点半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饿死的。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打仗，他漠然离去，其实他早已挥手告别。
这是个真实故事，每个细节都仿佛魔鬼之手安排，为手上攥着永生魔幻的人一段段地张开终点的大幕，上面写着：人生无名。我在这个行囊空空、最后连记忆都拖带不了的人身上，看到一个失语的世界，看到不断需要新伤口换取记忆的人们，看到奔向疯狂那绵延不断的赛跑，以及终点线上的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