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有一个着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的小铜牌上刻着她的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80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难道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80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57年的美联社,成为一名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我为什么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问,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是她恨。
二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被暗杀的俄罗斯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16年。她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有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由于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你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准确。”
三
晚上看老郝的“新闻调查”,是一期关于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为疾病所苦而得不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选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
后来看完老郝的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表达,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看,我觉得说得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和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着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儿,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让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刚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