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长安有位心灵手巧的石匠，姓安名民。当时不少著名的石碑，都出自其手。
公元1103年的一天，府衙的官员找到了石匠安民并告知：府衙已经接到了朝廷颁布的文告《元佑党籍碑》。该文告号令全国各地都要刻石立碑，昭示全国，警示天下。因此请他来刻《元佑党籍碑》，并给酬金百两。府衙的官员还特别告诉他，此碑是至高无上的御碑，因为碑额的五个大字“元佑党籍碑”，是宋徽宗赵佶的御笔墨宝。不仅如此，御碑的碑序和党人名单，是宋徽宗命宰相蔡京所书。能为此御碑刻字，对他这个普通的石匠来说，简直就是千载难逢、光宗耀祖的莫大荣幸。
尽管安民无力抗命，但心中却另有盘算。他知道，对司马光等元佑老臣的忠奸善恶，官家和民间的评价大不一样。朝廷指其为“奸党”，百姓却赞之为“正直”。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之所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将司马光等上百人打成“奸党”，或关押，或贬放，并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完全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这一方面是为了把司马光等元佑老臣打下去，将权力夺归己手；另一方面是大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一套，借此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让天下臣民乖乖地驯服。于是，他婉言推辞说：“我是一个笨拙的草民，哪里知道立碑有什么意思？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天下人都称赞他人品正直，但现在你们却要我在石碑上刻写他是什么奸邪小人，像这样的话，不用说给百两酬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忍心去刻啊！”
府衙的官员听后恼羞成怒，要治安民以重罪。迫于权力的淫威，安民无奈地说：“如果朝廷非要我刻，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千万不要在石碑上留下我的名字，不能让后人知道御碑是我刻的。我最怕留下自己的名字而遗臭万年，得罪了后世的天下人。究竟谁是谁非，将来后人定会有公正的评说。”
不错，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忠奸善恶，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而不会永遠听凭于权力的摆布。
公元1106年，即御碑树立4年之后，宋徽宗不得不指派太监趁夜深人静之时，偷偷地将立在皇城端礼门的《元佑党籍碑》毁了，并“赦除党人一切之禁”，为司马光等人彻底平反，而弄权误国的宰相蔡京，被以北宋“六贼”之首的恶名，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石匠安民则因知荣知耻，不为名利诱惑，固守做人的良知和底线，而青史流芳，为人称颂。
史学家评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不是皇帝的御碑、石碑，而是百姓的口碑、心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