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晚清三大中兴名臣，三人同朝为官，为人处世和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处世圆融，严于律己，近乎完人。李鸿章善于投机钻营，适应能力极强，左右逢源，太后喜欢他，洋人也喜欢他，屡战屡败，依然屹立不倒。曾国藩和李鸿章都特别会做人，谙熟官场潜规则，不轻易树敌。左宗棠却是个直性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敢于直言，动不动就得罪人。曾国藩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别人都想方设法攀附，左宗棠却几次上书弹劾他。先不说弹劾的理由是否充分，这种做法就犯了官场大忌，在潜规则盛行的晚清官场，左宗棠简直就是另类中的另类。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官场风气。左宗棠痛恨腐败，不愿同流合污，这样的性格，按说根本无法立足，更别提有所作为。他却官至一品，而且始终受到重用。凭什么？两个字：能力。别人做不到的事，他能做到，离开他就不行。
左宗棠是举人出身，40岁才步入仕途，大器晚成。1852年，左宗棠在湖南巡府张亮基身边当幕僚，展示出过人的才能，很快就得到重用。张亮基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大事小事都交给他去办。半年后，张亮基离任，左宗棠随之失业，回家赋闲。当时国内民变四起，新任巡府无力控制局势，只好三顾茅庐，又把左宗棠请了回来，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国家固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即由此而来，此话固然有夸张成份，却也说明了左宗棠不可替代的实干能力。那时的左宗棠，还不是正式编制的大清官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爷。
1864年，新疆暴发武装叛乱，中亚浩罕国的阿古博乘机入侵，沙皇俄国和英国也趁火打劫，都想利用和控制阿古博，借机侵略中国。晚清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危机，几年时间，阿古博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沙皇俄国侵占了伊犁。国土沦丧，左宗棠忧心如焚，毅然上书，主动请缨收复新疆，却遭到李鸿章等人反对，并由此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就是海上防御，“塞防”指的是边疆陆地防御。李鸿章的理由是：“海防”重于“塞防”，国家财政困难，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海防”，即使耗费巨资收复了新疆，也是毫无价值的不毛之地，得不偿失。左宗棠针锋相对，坚持寸土不让，强调“海防”与“塞防”并重，此时海上并无战事，正是收复新疆的大好时机。争论持续了数月之久，清政府最终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抱定必死之心，命部下抬着自己的棺材随军前行。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西征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一举收复新疆。
“一生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左宗棠死后，有人为他写了这副挽联，评价恰如其分。论处世技巧，他不如曾国藩，论权谋手段，他不如李鸿章，左宗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实干，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只要能力足够强大，何愁无用武之地？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实干之人，即便黑暗如晚清官场，不搞潜规则，照样建功立业。如今，研究曾国藩的人越来越多，总想找出成功的捷径，却不愿苦练本领，无异于舍本逐末。
失败的人更愿意相信潜规则，或者说潜意识中希望潜规则存在。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苦恼，而是为失败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烦恼。有了潜规则，就不必为自己的懒惰而自责，不必为失败感到不安，再也不用仰视那些成功者，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潜规则吗？潜规则是包治百病的安慰剂，就像《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含笑半步颠”，吃下去会让你心情舒畅，然后乐呵呵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