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赚钱先得有正确的价值观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因为，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敏锐的人已经感觉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曾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