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双手由下到上，依序捏按着玩伴的手臂，从手腕一直腋窝，嘴里念着“升级、留级、补考”。捏按的结果一般是“留级”，看着对方不爽的表情，自己隐约有一种快感。轮到玩伴“量”我的手臂，报复性的结果自然也是“留级”。
多年以后，说起往事，我戏谑说，很多小学同学就是这样被我们“捏”下去的。小学一年级大概有40人，到了小学毕业时，只有16人，其中包括留级生2人，升入初中的只有8人。到高中毕业，只有4人。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吹遍田野，很多同学因贫穷而辍学，更多的同学是因为严酷的升学考试被刷下来的。那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很多农家孩子来说，要去彼岸，没有轮船，也没有汽车，更别用说飞机了。那时我们的天空除了苍鹰，偶尔有小得如我们玩的铁片似的的飞机飞过，我们都抬头仰望，直到脖子酸了。第一次乘坐飞机，要等到我工作了多年之后。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早已飞过。高中时，语文课上老师有次说到泰戈尔这个名句，勉励我们要如大鸟一样有搏击长空的高远志向和不着痕迹的洒脱。我想到的却是小时候仰望过的飞机，可望不可即的。
近来读一本书叫《贫穷的本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写的。他们花了15年，走遍五大洲最贫穷的地区，他们得出权威的调查结论之一就是：“你穷，是因为你父母很穷。”我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整天土里刨食，没空去调查，更谈不上研究，他们将已经很紧的裤腰带勒得更紧些，供我们上学，就是不让我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他们将学校戏称为“凉亭”，为了我们，他们宁愿曝晒在烈阳下，挥汗如雨。
我的文盲祖母似乎比满腹经纶的教授高明，她经常说的一句俗语就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于是我们这些幸运的小松柏就移植到学校，虬曲盘缠地往上生长。
淘汰了一半同学升入初中，其实也就是从本村的小学升入邻村的小学，邻村小学有附属的初中部，叫附中。我上学的路程从走五分钟，变成四十五分钟。本村小学小，敲的钟是废弃的铸铁管，邻村小学规模大些，钟也“升级”为汽车的轮毂，也就是车轱辘，挂在龙眼树下，上下课用铁锤重重地敲打，铁的车轱辘被敲痛了，猛然发出几声喊痛声，声音传得很远。
我们初中班主任徐老师有一次在班会课上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要敲打，像学校的钟，重重敲打，才能发出声音。我挺直腰杆，仿佛听到震耳欲聋的钟声在胸腔内回响。
附中的学习条件很差，初二时开始念物理，念了两年，看过的教具只有一块U形的磁铁。什么“左手法则”“右手法则”，都是靠我们双手比划的，我们似乎都成了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就那么比划几下，手底下就有电磁感应，就有了电流。初三时念化学，我们只在课本上的化学方程式里演算演绎化学反应，然后将这些公式置换到自己的脑海中。到了高中，去了完全中学，老师偶尔在课堂上蜻蜓点水地做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演示，中学六年，从初中到高中，我们没有动手做过一次实验。现在回忆中学时光，突然明白一点：填鸭子的教学方式一直阴魂不散，大概跟这简陋的教学条件有关。
我们头脑里一大堆公理定理法则方程反应等，就杂糅到一起，犹如化学老师在试管里加入多种化学元素，轻轻一晃，化学反应就产生了。很多时候，学习的“化学反应”慢，得添加催化剂。我们的催化剂就是勤奋，或者说是死记硬背。多年以后，我们灌输和被灌输的知识都还给老师和时间后，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它们就是那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那种持之以恒和那种不断重重敲打自己发出响亮声音的坚韧……它们是我们人生中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特殊的催化剂。
念初中时通学，起得比太阳早；念高中时住校，很多同学赶在太阳出山前起床，读几十分钟的英语、语文，然后洗刷、吃饭，到教室参加早读。这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没有人去抱怨课业负担重，生活单调。
在我们故乡，聪明是一种能够自己开放的花儿，乡亲们称赞某个会念书的孩子，就说他“聪明花开了”。“聪明花”的典故来自明朝莆田状元柯潜，少时柯潜愚钝顽劣，直到一天看见故乡的壶公山，终于开窍了，努力拼搏后，明景泰二年状元及第。我们高中语文傅老师讲述这个故事后，对“聪明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一个人用心学习，自然就聪明起来。心开出的花叫心花，聪明当然也会开花，你们用心血浇灌，“聪明花”自然就开了，如心花怒放。
用心，聪明花就开了。这是我在没有诗意的中学时代听到的最有诗意的一句话。中学时代，我们都很自觉很努力，走着，走着，我们的“聪明花”真的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