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砌成的一排排猪舍掩映在杨树林里，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的明慧养猪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明慧公司）看上去并不起眼。每一天，都有近200头生猪从这里运往50公里外的北京。鲜为人知的是，其中有些猪并不流向普通市民的餐桌。
有时候，某批猪只从出栏起就要接受多道检验检疫。装车后，须由当地警方贴上封条，随车押送进京。每到此时，连负责运输的司机都懂得，这批猪属于“特供”，“开车要稳，猪腿上连个磕碰都不能有”。
这家大型养猪企业，为京城提供特供产品约有10年。特供企业曾受到表彰，有荣誉也有品牌价值，但不作宣传。在其背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特供体系已经存在50多年。
不惜工本
作为参与特供的生产企业，明慧公司在质量保障上可谓不惜成本。
据该公司养猪场负责人黄士金介绍，从猪种引进、饲料预混料收购到选购疫苗等各个环节，公司都只选择有资质的大型企业。
2006年，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该公司没有采用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而是购买了16元一针的进口疫苗。此外，对于生猪的养殖和管理，该公司通过了食品行业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认证，“猪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药，打疫苗用多粗的针管”，都有明确的操作手册。
年过花甲的明慧公司董事长宋志明，是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人大代表，其妻孙慧敏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该公司一位总经理指着高层领导人和集团老总的合影说：“在老一辈人眼中，养猪有时候也关乎政治。”
明慧公司每年要接受3次以上的抽检。2011年5月6日，北京市商委和北京二商集团还联合检查了该公司的生产情况。“检不检，猪的质量就在那里。我都不知道瘦肉精长什么样。”黄士金告诉记者，迄今为止，该公司产品未被检出任何问题。
这家公司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80％以上都供给北京市二商集团下属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红门公司）。二商集团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第二商业局。该局从成立起就承担着特供任务，沿袭至今。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场上，一半以上的猪肉来自大红门公司。此外，大红门公司还承担了重要会议等特供任务。该公司至今有一个专门的车间，就叫“特供车间”。
来自明慧公司等养殖基地的特供生猪到达特供车间以后，将遭遇比普通食品严格得多的安全措施。
以屠宰前的瘦肉精抽检频率为例。2011年3月23日《北京二商》报显示，之前是每十头生猪抽检一头，“瘦肉精事件”后提升为每八头抽检一头。而在特供方面，至少在2009年某次重要会议期间，瘦肉精抽检比例就已达到50％，即每两头抽检一头。
二商集团资料显示，该集团为完成一次大会的特供使命，千方百计满足驻地要求。比如，大红门公司主管大会供应业务的员工从抓猪源开始，到选料、生产、加工、配货，深入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铁道大厦驻地做招牌菜需要160公斤厚五花肉，员工们提前从三河调来35头特级生猪，静养24小时后屠宰，所供价格大大低于成本价。某驻地要求提供一寸段的小排骨10公斤，大红门公司动用电锯加工，加工工作精密度高，危险性大，7名加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一个一个地锯，一片一片地切，一块一块地修整，从早晨7时工作到次日凌晨1时。
双重标准
不光是猪肉。为保证2009年一次会议特供任务的原材料质量，二商集团关口前移，加大食品原材料基地和养殖基地建设，下属各单位对供应厂家层层筛选，对购进商品执行索证制度，出库前对每种商品逐箱、逐件检查，并打上特殊防伪标记，以便核查。
其中，负责清真食品特供的月盛斋公司，派专人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大草原的基地驻守，全程监控。该公司使用两台放大系数为5倍的台式带灯放大镜，对所供商品逐片检查，确保羊毛、牛毛等异物不混入特供产品。
为严格检测，该集团近几年来，先后投资数千万元购置包括液质联用仪等在内的先进检测设备。每天上班之前，还对生产人员进行手部涂抹检测，对生产设备进行两次涂抹检测，避免人员和设备的污染。
负责酱菜特供的天源酱菜也是手工作业。比如要把酱苤蓝切成4毫米的薄片，再手工戳花。所用酱油也是特别加工的，绝无防腐剂。
对于这些事迹，二商集团的材料上，习惯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提法。
实际上，对于猪肉质量把关上是否存在双重标准，一直都有争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有指定的企业宣传“奥运猪”的特殊饲养之道。对此，北京奥组委专门辟谣称，供应给北京奥运会的食品原材料也向北京市民供应。
以北京市的猪肉为例，从生猪养殖到屠宰加工、上市流通等多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不仅百姓日常食用没有问题，且可满足奥运会运动员的需要。
这样的承诺，有时候大概连运动员都难以信服。2010年5月8日，中国著名柔道女运动员佟文因为误服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被国际柔联禁赛两年，所幸申诉后撤销。为此，天津柔道队甚至自己养猪。媒体调查发现，包括刘翔在内的很多中国运动员，已经多年不吃猪肉。
为了避免2011年7月上海游泳世锦赛前队员误食瘦肉精，国家游泳队下达死命令，国家队队员凡在赛前被发现一次外出就餐，取消其世锦赛参赛资格，二次违反开除出国家队。2008年5月，泳坛名将欧阳鲲鹏据称因误服瘦肉精，而遭终身禁赛。
特供变迁
特供体系肇端于上世纪50年代，其间经多次变迁，支脉繁杂而又显得神秘。
2002年出版的《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中专门有一章，记载1949年后的特需食品供应。参与编写此章节的原二商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早期特供的对象包括三类：一是全国的重要会议、活动供应；二是外国元首、使馆人员等涉外副食品供应；三是中央首长、特殊工种、高级脑力劳动者等特需人员。
从机构设置上看，特供任务最早由公安系统承担。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食品采购、生产、供应等工作。该处于1953年撤销，部分人员参与组建特供基地巨山农场，部分人员则合并到北京饭店供应科。
这项长期政治任务，最终在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后划归第二商业局。1956年6月1日，地处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因门牌号码而被称为“34号供应部”。这个正处级单位，自此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特供无小事。”据高智勇回忆，为了做到绝对安全，承担特供任务的干部和职工由市商业局选调，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高智勇拜访过一位给领导人做糕点的老师傅。当时除了政审，做糕点前后还要封闭数月，老师傅忆及，每每“觉得很光荣”。
特供的真正勃兴始于1959年-1961年，即食品紧缺的3年困难时期。1960年，中央决定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即“特需供应”
特供标准依级别不同，有所差异。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其中7级以下、13级以上的高干每位每月在北京市民基础上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和甲级香烟一条。高级知识分子、运动员等人群也应享受相应特供。1961年，北京市人均全年肉食消费量仅为1斤7两。
由于困难时期的特供对象限于高干，国家机关出现了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特供”。到1961年初，中央机关51个单位共建立271个副食品生产基地，为机关食堂副食品供应解决了很大问题。但国务院批转的一份报告指出，半数以上用地是无偿使用，北京之外的五六万亩土地也多以“协作”为名占用。该报告还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等现象，当时铁道部在丰台区黄士岗农场兴建一个现代化养猪场，花费8万元，猪圈里铺了地板，装上玻璃窗，还用水泥修成浴池，被称为“猪宫”。
1963年底，中央机关各部门对副食品生产基地进行整顿和调整，这一特殊的“特供”才得到遏制。
据政协档案记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即提出关于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的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在决定中明文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
但特供体系后来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有了新的发展。
明慧集团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无论是吃“特供”的人群还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都是食品安全。
不少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周边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绿色食品最强调的就是安全，其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都能做到严格控制。
研究商业史的高智勇评价说，这和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出现的自给自足式“特供”如出一辙。
金字招牌
与以前相比，特供体系不再如此神秘。即使是普通市民，也有可能吃上特供级别的农产品尽管达到如此级别的农产品通常供应量小、价格昂贵。
例如，1984年，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向国家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提供。
到了1998年，事业单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接管该基地，除了维持政府特供，同时开展酒店、商超、团购等经营业务。2006年，该基地的生产经营业务剥离，成立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普通市民也完全可以在各大超市买到其产品。
很多参与到特供体系中的企业，还正在考虑如何将“特供”转化为经济效益。2011年3月22日，二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杰在该集团内部会议上说，各单位要有借势发展的理念，提高“特供食品”这块金字招牌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将特供期间建立起来的渠道转化为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特供中找到新的市场空间；主动加强与驻地的沟通，密切关系，以创新方式传导集团食品“高端、安全”的信息，加大特供企业宣传推广的力度。
如今，二商集团旗下的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引入刘永好的新希望等战略投资者，酝酿明年在A股上市。分析人士表示，二商集团未来如何向普通消费者披露特供方面的信息，真正使“特供食品”这块金字招牌助力企业发展，对其也是一个考验。
实际上，除了那些不计成本的做法，特供体系中的很多经验已经或可能在普通食品安全体系中得到应用。
明慧公司董事长宋志明曾就食品安全问题向有关部门建议，养猪企业中应该“扶持正规军，消灭游击队”。因为特供体系中签约的都是有规模的大企业，其生产模式、流程、监管可控，也可降低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