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钓鱼式执法”，是指为了打击某种违法犯罪行为，由执法人员用“钓鱼”的方式，对“违法者”加以处罚的一种执法方式。这种执法方式历来受到人们的诟病。最近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把这一执法形式推上了风口浪尖。“钓鱼式执法”践踏了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法律尊严。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是与“礼治”、“人治”相对立的，是“法律的统治”，是理性的法制，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法制。真正的“法治”包含两层含义：即一是法律本身是善良的法律（即“善法”），二是法律必须得以遵守，特别是执法者要遵守实体法和法律程序，严格执法。法律是人们的最高行动准侧，在“钓鱼式执法”中，行政执法机关本应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而不是为了“背后利益”诱骗守法者“违法”，践踏法律尊严。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政府形象。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政府仅仅是社会的法律统治者（即法律执行者的角色），而作为公民之整体的人民，才是终极统治者（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国家是法治国家，我们的政府是诚信的政府，人民的政府。作为人民的受托者，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时，要以便民、利民、为民为最高宗旨，以诚信执政为最高原则。“钓鱼式执法”让守法者对政府诚信产生怀疑，践踏了政府形象。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公民良心。“今后不管遇到临产的孕妇，将死的老人，我再也不会送了”，这是多么让人辛酸的声音？“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良心是构成道德的基础，是否有良心，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的文明程度。“钓鱼式执法”践踏的不仅是法律的尊严，践踏的更是善良公民的“良心”。正如媒体所言：“钓鱼式执法”让人不敢“善良”。
一、钓鱼执法的定义：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二、钓鱼执法的实行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三、钓鱼执法的执法动机：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应当是源于刑事侦查中的“设套抓捕”，即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同时，为了抓获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过“诱惑”方式，以利引之，使其落网。“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
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
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但刑侦中的设套，是为了抓住已有犯罪嫌疑之行为人，而所设之套本身，也不能成为证据。
但是，行政执法中的“钓鱼”，却是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定性的证据。这种取证的方式本身显然就是违法的。
从动机上来看，行政执法机构的违法执法有两种情况：
一是为了遏制部分违法行为的泛滥趋势而采取的过激方式；
一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
第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很遗憾，各地所暴露出的违法执法行为，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执法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并可能为此进行相应的理性策划。
四、钓鱼执法的社会危害：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倍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式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钓鱼执法：从法理上分析，就是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
英美也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
从历史上看，一些案情复杂、取证难的案件，往往采取钓鱼执法的方式。美国是钓鱼执法实施比较多的国家，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案例。但钓鱼执法具有某种诱导性，一直以来也饱受争议。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是有一定前提的。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扩展资料：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应当是源于刑事侦查中的“设套抓捕”，即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同时，为了抓获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过“诱惑”方式，以利引之，使其落网。“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但刑侦中的设套，是为了抓住已有犯罪嫌疑之行为人，而所设之套本身，也不能成为证据。但是，行政执法中的“钓鱼”，却是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定性的证据。这种取证的方式本身显然就是违法的。
从动机上来看，行政执法机构的违法执法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遏制部分违法行为的泛滥趋势而采取的过激方式；一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第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很遗憾，各地所暴露出的违法执法行为，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执法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并可能为此进行相应的理性策划。
执法钓鱼-规定
2008年10月1日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此有专门规定。这份颇具开创意义的地方规章第66条规定：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在调查记录中予以记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第70条又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若将以上规定应用于上海这起“钓鱼式执法”事件，其行政处罚显然不成立。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据悉，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entrapment）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执法钓鱼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