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英雄亦能造时势”，但历史上能“造时势者”实属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一些比较哀怨的声音。左思有“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的慨叹，王勃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苏轼更是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自喻，他们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翻开历史，如冯唐、李广身负雄才，却难遂志愿者，车载斗量，正如古人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汉文帝之时，外有匈奴侵掠边境，内有诸侯王蠢蠢欲动，加之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正当多事之秋、用人之际。贾谊胸怀治国大略，国事应答如流，可谓满腹才华，生逢其时。然而文帝受谗言蛊惑，逐渐疏远贾谊，竟将其贬谪长沙。
李商隐独辟蹊径，选取贾谊自长沙被召回时的一幕场景，写了发人深省的《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举行祭祀完毕，与贾谊谈至深夜，但不是垂询治国安民之道，而是穷究鬼神之本源。李商隐《贾生》一诗，表面是慨叹贾谊不遇其主的不幸，实际却是在讽刺文帝不任贤才的愚蠢与可悲。
贾谊最后抑郁而亡。他生在国家忧患之际，本当竭力为国远虑，可惜到最后也实现不了理想抱负。汨罗江畔，贾谊表面吊屈子，内心又何尝不是饱含对文帝的失望？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任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才，但相比生逢其时，还需生逢其人。
读到此处，想到了春秋时百里奚的遭遇。百里奚出游列国求仕，历经宋、齐不用，身为虞大夫而虞国亡，后来在秦国主政，却促进了秦国的崛起。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何也？“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司马迁一席话道出其中奥妙，人才不仅在于发现，还在于使用，而用与不用又恰在于用人者之明与不明。倘若不量材而用，视宝玉为瓦砾，人才与庸才又有什么区别？
当然，天下人才无数，而赏识者因时间、精力乃至视野所限，并非能识遍所有人才。因此，生逢其时的有才之士，不应去学姜太公钓于隐溪，而应有勇气展露才华，甚至毛遂自荐。
韩信有大将之才，跟随项梁无所知名，后跟随项羽，“数以策干项羽”，积极进言献策，亦不被采用，官职仅为郎中。后来跟随汉王，多次主动与萧何交谈，始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并获得萧何力荐。默默无闻的韩信能担任大将军之职，虽离不开萧何知人的才略，离不开汉王善任的胆识，但更离不开毛遂自荐的自信和审时度势的智慧。倘若韩信一意消沉，自己不努力争取，今天世上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有韩信这个将才了。
以上几人，百里奚、韩信终能施展才华，贾谊却只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慨叹，最终身死人灭。同样是生逢其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遭遇。这里既有伯乐是否赏识的偶然性，又有自身审时度势的能动性。只有二者兼备者，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
我们身处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身边也不缺乏各种各样优秀的人才。要想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实现人生的理想抱负，不仅需要有虚怀若谷、求才若渴的“伯乐”，更需要有勇于担当、积极向上的“千里马”。只有这两者能够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