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癌症有如邪恶精灵突然从潘多拉魔盒里窜出来，在人们身边肆虐开来。
“去年我们医院门诊量有70多万，我2008年来的时候才二三十万，每年近十万的增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副主任代敏向记者感叹，“太不可思议了。”
中心公布的《2015年肿瘤登记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例约337万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6个人得癌。按照惯例，2015年年报的数据是依据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作出的趋势分析。而该中心向我们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2015年，全国癌症发病率为429。2万例，其中肺癌发病率为73。33万例，居首位。
“2000年以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传染病的事，慢性病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说得多起来”，代敏预计，未来一二十年，癌症发病率还会持续走高。
穷癌，富癌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
中心的数字来自全国300多个肿瘤登记点。这些登记点分布在农村和城市，前者到县一级，后者到区一级，按照规范化流程和方式来收集肿瘤信息，能覆盖10%20%的人口。收集上来的数字在全球也位居高位。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发布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的发病个案几乎占了全球一半，高居首位，并预测2035年全球新癌症病例将增加近一半。
在代敏看来，全球癌症高发，和老龄化程度增长有关，中国显然未能幸免。
癌症被科学家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病，是“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是“过度”的变态。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如果说人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癌症谱系也发生了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是以消化道癌症为主，即“穷癌”，2000年以后，开始向发达国家靠拢，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升较快。到现在，肺癌位列男性发病和死亡率第一位，女性发病首位则是乳腺癌，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若按照城市和农村划分，在2015年总发病率上，城市比农村高出32万。
很显然，这一数字佐证了“癌症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的说法。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公认为导致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
具体到癌症在各个省份的分布及种类，则还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数据。
环境致癌？
距北京43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夏垫镇二里半村，村民冯军为水污染一事奔走了十年整。
15年前，冯军承包了一个鱼塘。几乎与此同时，一家轧钢厂也建起来。该厂的污水排放管道距他家的水井只有三四十米。2006年，冯军的大女儿患上了急性白血病。次年6月，大女儿病逝。
冯军将其归因为轧钢厂排放含砷、锰的污水污染。此后十年，他不断上访、求助各种媒体，甚至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做了一张近十年因癌症致死的名单，有30多人。在他看来，这该称得上“癌症村”了。
近十几年来，“癌症村”三个字频频见诸媒体，亦有人总结出中国十大“癌症村”。
在民间，有关“环境是否致癌”的调查研究悄然展开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和她的团队曾用八年时间完成了《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
以淮河一级支流沙颍河流经河南沈丘县为例，2004年到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地的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率是188。81/10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120/10万左右。而在改革开放前，沈丘县却是个没有污染的典型农业县，肿瘤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杨功焕等人在每一个沿河流域调查点，除搜集当地居民的饮食、饮水、抽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数据，还会找到周边远离河道，农田灌溉及饮用水不是来源于淮河水的地方作对照。等量的人，跟踪监测同样的指标。
同样以沈丘县为例，三年数据比较下来，在饮食、烟酒等习惯相当的两组人中，研究区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患病率，相当于对照区的5倍。
杨功焕认为，这一比对使得水污染的致病因素明显浮出。
她的研究可以看做目前学术上对“癌症村”最权威的解释。甚至在环保部2013年2月份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也首度承认了“癌症村”的存在。然而，在历年全国肿瘤登记年报中，始终未找到这一描述。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代敏显得格外谨慎。“我们一般比较回避。从现有数据看，癌症发病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数据比较缺乏”，她给出的理由是，这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得到这种观点性结论，需要样本相当大，“所以我不敢妄议其中关联度有多大，但是又不能否认，因为危险因素上来讲，是有机制存在的。”
而大量前瞻性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则由于环保部和卫生部一直没有建立起合作机制。
“据我们了解，这些数据的监测环保部都比较少，他们下属的一些部门数据又不一定都开放。他们有环保数据，我们有疾病数据，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相关人员指出，“我们只是看到在一个地方，病例聚集性出现了。但是否和环境污染有关系，这个不清楚。”
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雾霾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代敏明确认为，至少目前的肿瘤高发和雾霾无关，“肿瘤不是三五年长成的，尤其是肺癌，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而北京的空气雾霾大概是从2008年以后才比较严重的，如果之后的五到十年，发病率一下子上去了，这个肯定和雾霾有关。”
死亡率有望降低？
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的死亡率。代敏曾经想过，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
另一个摆在中国肿瘤研究人员眼前的难题是，癌症在中国的高死亡率。
2015年，全国癌症死亡病例数为281。4万例，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这其中有癌种的关系。在欧美国家，高发的癌症除肺癌外，还有甲状腺癌、膀胱癌、前列腺癌等，原本预后生存会比较好。而在中国，按照发病率排名，男性前五位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女性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和肝癌，预后情况很不乐观。
此外，代敏看来，是在原本严峻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早期发现和诊断。
“老百姓首先没这个意识，不认为肿瘤可以早发现。二是认为自己和肿瘤没关系，觉得是盲目宣传，提起来还挺晦气。三是缺乏整体机制，付费机制没有，服务机制也没有。所以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据代敏透露，在医科院肿瘤医院例年体检中，总能发现肿瘤病例，但因为发现及时，预后都比较好。
代敏在采访中提到她在美国的经历。美国的全科大夫会定期提醒你去做肿瘤筛查。因为一旦到了晚期，医保公司是要付费的。保险公司不允许你不做，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筛查通常由专业医生来做，并且可以理所应当地向老板请假一天。
事实证明，早期筛查是有效果的。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的死亡率。在中国，食管和胃的筛查，同样可以降低30%4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代敏曾经想过，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
“它所有的调控都是保险公司调控。刚才说的筛查，全是医保在支撑。你去不去参加筛查是全科大夫或者妇科大夫的服务内容，这对医务人员来讲，是他们工作量和信誉的评估。医务人员不会去开额外的单子，因为这部分由保险公司来评估。保险公司参照的是每年都要出的国家规范化诊疗指南。符合指南的能报销，不符合的不能报。而哪个大夫开的单子有问题，又要影响他的信誉。”代敏解释道，中国的医保体系尚不完善，无法支持如此复杂的工作。
不过，除了以上看似悲观的情况外，也有让人稍为宽慰的趋势。
“我们预测，随着老百姓健康意识的提高，政府开始推的一些筛查项目，以及医学发展和对医务人员不断培训，未来癌症发病率继续升高的同时，死亡率会减少”，代敏说，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这部分人活着，但丧失了劳动能力。
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还是毁灭，也成了摆在许多癌症晚期患者面前的选择题。
“你们知道吗？我连自杀的工具都准备好了，父母每天抱着我让我为他们坚持，其实我也是怕死的，只是觉得疼痛和现在活得太不像个人了”，一个近500人的癌友群里，新入群的小贝连发了几段话。
小贝还不到30岁，浙江人。2013年3月底，因一场意外的小车祸去拍腿部X光片。拍片时，她撒娇卖萌地求拍片大夫顺便拍下肺。结果出来后，她被要求复查，小贝没当回事。4月1日，她一个人跑去做了CT，抽了血，这才得知命运和她开了一个大大的愚人节“玩笑”。
“医生和我父母说已经是晚期，做不了手术，可能只有半年时间”，小贝说，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中期，而且是个很奇怪的类型，肠型腺癌。所有传统治疗无效。小贝的父母给她用尽了所有医生说的最好的药，由于是进口药，全部自费。原本退休的母亲又重新工作赚钱。
该癌友群群主“温柔姐”向记者解释，在这个群体中，有钱人的选择更多。比如去国外就医或参加国外临床，用上国内没有上市的药。而普通家庭在病情的瓶颈期，可选择范围就比较小，风险也会更大。正版药吃不起，就吃印版药（印度仿制药）。有些患者连印版药也吃不起，只能选择原料药，这就有遇到假药的风险。还有一些什么药都吃不起的人，四处找偏方，蟾蜍、蜈蚣，什么都吃，也因此发生过中毒现象。“所以我们只能提醒自己，不要病急乱投医，要冷静再冷静。但有时即使提醒了，可能也没用，因为一些忽悠太诱惑想活命的人了，”“温柔姐”说，魏则西事情曝光前一天，群里还有人在问他所做的这种疗法，因为挂牌的都是三甲医院，“其实大家都挺感谢魏则西，如果不是他的事件曝光，可能还有更多病友前赴后继做这样的事。”